淮海戏是江苏省主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于2007年3月被列为江苏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政发〔2007〕28号），2008年6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与其他舞台表演艺术相比，具有极大的差异性。而正是这些独特的差异赋予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为推动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淮海戏流行于江苏淮安、连云港、盐城、徐州、扬州和皖北一带，属“拉魂腔”系统，因以板三弦伴奏，又称“三刮调”，是淮海地区戏曲文化发展的产物，并与地域方言的塑造有着紧密的联系。
地域人文孕育地方戏曲。淮海戏所盛行的江苏省连云港市、宿迁市、淮安市及盐城市北部的部分县区，这一带在历史上俗称淮（淮安）海（连云港）地区。淮安曾是盐运要冲、漕运枢纽，驻有河道总督府(清晏园）、漕运总督府，有着“中国运河之都”的美称。连云港拥有江苏大面积滨海湿地、海洋滩涂，境内有通榆运河，生态渔业发达，自古就享有“鱼米之乡”之称。得天独厚的水利条件对于孕育这一代的戏曲文化产生了重要作用。贯穿淮海地区的大运河除了是一条交通运输的人工之河，更是一条有着千年文化积淀的人文之河，它对中国艺术的生成和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国南北戏曲艺术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续纂山阳县志》所记载的：“靳辅(兵部尚书兼督察御史)沿南河……会议群痒尊经阁，演剧《鸣凤记》……”清代作家、书法家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梨园演戏，高宗南巡时为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正是这种交流和融合促进了淮海地区戏曲活动的持续繁荣。
南北交流推动戏曲发展。淮海地区的戏曲文化源远流长。在连云港市海州区锦屏山将军崖的原始岩画中，有着很多“执干戚舞”的场面和“巫”的形象。而中国最早的戏曲脸谱原型就见于在画中并排着的十几座人像。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岩画。涟水县出土的西汉铜质戏俑，挽臂作舞的造型十分生动形象。连云港市海州区桃花涧出土的汉画像石中“铺首衔环”的图案，被认为是傩舞中方相氏面具的形象。
明朝时期，淮海地区的戏曲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淮安府志·风俗》载：“天启年间，淮地死人，出殡后有演剧”之习俗。《海州志》载：“居丧不按家礼……多妆绢亭，广搬彩戏，以相夸诩。”由此可见，当时的戏曲演出已成为当地婚丧礼仪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清乾隆年间，“乱弹”和昆曲争相发展，形成了扬州和北京两大戏曲中心。海州的板浦设有两淮盐运使司海州分司，又通过大运河与扬州相连，促使两地的漕运亨通，文化交流也十分紧密。李斗《扬州画舫录》载：“乾隆丁酉，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改曲剧……凡四年事竣。”海州板浦的程枚、凌廷堪等都前往扬州参加钦定的“曲改局”，为黄文旸修订《曲海总目》一书做了大量的工作。南北戏曲的交流促进了淮海地区戏曲的发展。随着京剧、徽剧流入淮海地区，地方艺人纷纷拜师学艺，进一步丰富了淮海戏的艺术表演形式。
语言环境塑造戏曲风格。有学者指出，辨别地方戏的最显著特征并非声腔，而是方言。原因在于好几种声腔可以兼容在同一种地方戏之中。声腔可随方言变，但方言却不能轻易随声腔变。方言是决定一个剧种风格最为重要的因素。戏曲中的唱词与唱腔等都因方言的使用而具有了强烈的地域性色彩。
淮海地区的方言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官话。淮海戏流行地区的方言则位于南方吴语区与北方话的中间地带，尽管隶属于北方话语，但是它四声调值的走向却自有章法，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海沭方言”。比如，普通话的上声相当于它的阴平字声；而它的上声字的读法又是向上挑一点再下降；去声字的读声不但不下降，反在平读后，还有稍挑高一些的尾音；只有阳平字的读声与普通话基本相同。淮海戏的语音由于受京剧和徽剧的影响和表现剧中人物的需要，官话语系的语音成分更显得偏重一些。
海沭方言至今仍保留着北方话语中早已不存在的入声，有铁舌、刮达、泼雪、鹿轴、泣立等5个韵部的入声短调。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淮海戏与泗州戏、柳琴戏都属于拉魂腔剧种，可入声字在泗州戏和柳琴戏中早已不复存在。这是由于淮海戏靠南些，所以受吴语影响更为多些，而泗州戏、柳琴戏与淮海戏相比较，更加靠北一些，故而北方的“侉”味更为多些。
淮海地区群众说出的连贯方言经过艺术的加工即为淮海戏原汁原味的曲调，淮海戏的曲调除去乐律就是日常的口语节奏，这种“乡风野趣、清爽活泼”的曲调很具亲切感。
更好推动淮海戏创新传承。淮海戏长期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它的音乐唱腔非常丰富，表演艺术有极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间特色，群众喜闻乐见，已成为地方群众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对淮海戏与其地域文化语境关系的研究，不仅可以更好地厘清淮海戏艺术的本体价值和艺术本质，更能为淮海戏的艺术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学术指导，为解决当前淮海戏所面临的发展问题提供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因此，淮海戏的研究者、创作者、表演者应在深刻了解淮海戏独特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淮海戏的优势，认清淮海戏发展的不足，进而推动淮海戏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