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7000年前，江南文明开始兴起。江南学术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脉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自身文化“小传统”。今天，我们对话学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姜晓云，探求江南学术文化的最初发轫。
记者：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历史概念，还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概念。江南地区最初的“文化龛”是如何形成的？
姜晓云：江南纵横交错的河网、湖荡，与平原上散布的大小孤丘相组合，将长江三角洲平原分割成无数个大小不一的地理单元格。在远古时期，江南先民就生活在这样的地理单元格内，活动范围一般不大。在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格内，一方面创生地的主体文化可以独立生发，另一方面也规避了外来文化过度蔓延而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在原始社会初期，江南各个区块文化特征的差异相对明显。在江南原始社会早期发展出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文化类型，如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等。
根据文化个性差异，学界曾将马家浜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域划分成了几个地方类型。散落在江南地区各个地方的氏族聚落，在封闭的地理单元格内保持了地域文化的主体个性。考古学家童恩正就曾指出：“由于山峦阻隔，河川纵横，森林密布，沼泽连绵，人们只能在河谷或湖泊周围的平原上发展自己的文化，自然的障碍将古代的文化分割在一个一个的文化龛中……文化龛之间虽然相互存在影响，但交往却不如北方平原地区那么方便密切。”
“文化龛”的形成与发展，使江南地区的文化在初期如百花齐放一般自然生发，促进了江南文化的多样性。江南地区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长期处在自足封闭、闲暇少争的自然状态之中，文明的发展呈现出“杂花生树”式的自然生发景象，与北方文明“百川东到海”式的大一统场面明显不同，这也是江南学术文化发展逻辑的起点。
记者：植根于“文化龛”中的江南学术文化有哪些特征？
姜晓云：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龛”阻碍了聚落间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在文化思想上更多的是对原始诗性智慧的自然延承与发展，习惯于个体情感自然呈现这种诗性表达方式，而不是采用道德认知的方式。
第一个特征，是自然诗性思想。在诗性智慧的影响下，江南先民在审美方面更多关注于自然事物，诗性表达自己的情感与喜好。随着江南先民生产力的提高，于是出现了古朴的原始艺术。在许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上，都有一些刻画的图纹。这些几何形图案取材于先民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一般以自然植物或动物图案为主，表达了他们对自然的喜爱，也反映了他们崇尚自然的审美观。比如，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绘画艺术精美的陶器，如鱼禾纹陶盆、稻穗纹陶盆、植物纹陶块等，其中鱼禾纹陶盆采用了抽象写意的手法，一面中间刻着一对兽目，两侧刻有鸟纹；另一面中间刻着生机盎然的禾苗，两旁各有一条游鱼。线条明快，构图简单，达到了形式美与内容美的统一。
第二个特征，是“禨祥”崇拜观念。生活在相对独立的“文化龛”中的江南先民，在生产力水平和认知水平还比较低的史前时期，人们对大自然的神奇与不可捉摸产生了敬畏与喜爱。先民们通过祭祀的方式来敬神，因此江南地区早期巫风盛行：“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先民们相信万物有灵，对鸟类、蛇类、山神和土地神等自然万物都有信仰，认为自然万物都可以保护他们，形成了泛神论思想，尤其崇拜和信仰吉祥之神。1976年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铜钺，其正面图案是四个人身鸟首者在泛舟，这与后来铜鼓上被认为是鸟图腾的“羽人泛舟”图案基本相同。而且江南地区有“文身断发”的习俗，《史记·吴太伯世家》集解引应劭曰：“常在水中，故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其文身断发的习俗恐怕不仅仅是因为文身像龙而不加害这样简单，而是文身断发本身就是一种原始的宗教行为，闻一多指出“他们断发文身以像龙，是因为龙是他们的图腾”。江南先民在身体上文刺“龙”的花纹。“龙”的花纹其实就是“蛇”的花纹，因为江南地区蛇也叫龙，比如江苏宜兴地区至今称家蛇为“苍龙”，浙江杭嘉湖地区称之为“天龙”。
第三个特征，是玄虚的生命哲学。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中国哲人喜欢对常见而多变的水进行思考。面对多水的江南，先民在潜移默化中深受影响。在文明初期，江南先民也同世界上其他人类文明开始一样，会思考自己来自哪里，以及世界的源头在哪里。这时他们往往会想到滋养他们生命的水。《越绝书·计倪内经》记载：“（越地）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濬流，沈而复起，因复相还。”一方面，江南地区东临大海，广阔无垠的海洋，有氤氲磅礴的景象，因舟船的发明，海上交通来往而荟萃四方的逸闻，开阔了先民的思维空间，也刺激了想象力；另一方面，江南纵横交错、蜿蜒曲折的溪流，使先民在表达感情方面，如灵动的溪水一般，更趋于委婉含蓄，这就和北方中原的思想不同。王国维也认为：“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热而入世；南方人善玄想，北方人重实行。”
记者：江南学术文化的基本范式是什么？
姜晓云：由于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原因，江南学术文化是以“质有而趣灵”的诗性存在方式，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版图的。“质有而趣灵”语出南朝宗炳的《画山水序》：“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质有而趣灵”作为江南学术文化的基本范式，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依乎自然，肯定“有”；二是这种“有”会向“灵”的方面转化，体现超越性。这种“自然—审美”的江南学术文化范式，有别于当时北方学者讲求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式的“政治—伦理”范式。
记者：江南学术文化有哪些先行者和代表人物？
姜晓云：季札，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为避王位，不惜“弃其室而耕”。相传其为孔子的老师，被称为“南方第一圣人”，有着“南季北孔”的美誉。其自然通达、博学清言，是江南学术文化的先行者。
季札的言行，遵循依乎自然的天道观。《礼记·檀弓》和《孔子家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季札从齐国返回途中，长子去世，为了免长途车马劳顿，便将他埋葬在赢、博两地之间。从先秦贵族的葬礼来看，都是以厚葬为主，季札在吴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其长子去世理应给予厚葬，但季札认为人的身体从自然的土地中来，现在重新回归于土地，这是合乎自然法则的；却又相信人死后灵魂还可以存在，且无往而不在，具有万物有灵的泛神论思想。
随性自然的学术态度。《史记》记载：“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季札的评论都是听完演奏后立刻给予的评论，并没有多加思索，表现出了季札对周乐的熟知以及高超的学术造诣。他凭借主观的第一感受进行评论，也反映了江南学者随性、自然的一面。在评论中，季札用“渊”“泱”“荡”“沨”“深”“流”等词语来形容观感，也体现了多水的江南学术文化特色。
发自内心的自然深情。季札交聘中原，路过徐国时，徐君喜欢上他的佩剑，但没有说出口，因为季札出使还要用。等到季札归来，徐君已死。季札专门拜墓，并拔剑相赠。东汉时期江南学者王充在其著作《论衡》中两次褒赞了季札的挂剑行为，并驳斥了传书中季札呼“披裘而薪者”取“路有遗金”的虚言。其后的魏晋风度实滥觞于此，这是江南学术文化里一直蕴藏着的宝贵传承。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孙武。其在吴国所著的《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孙武论兵以象尽意，“质有而趣灵”。“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尤其多以水来比喻战争。“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千仞之溪者，形也。”他将用兵比为决溪之水，说明军形贵在变化，积攒力量具有气势，这样才能取得胜利。“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用奔流疾驰的激水来比喻说明行军贵在神速，用具体的流水漂石这样的现象来形象说明抽象的军事理论。季札与孙武，一文一武，成为江南学术文化起步阶段相互辉映的“双星”。
计然、范蠡的思想，也具“质有而趣灵”的特征。计然，自宋国游历至越国辅佐勾践，善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论方略，留下著名的“计然七策”。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从自然经济日用中求“物之理也”。范蠡，自楚国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成功复国。其本着自然天道观，功成身退后，主动离开政治，不仅让越王勾践想念，让后来的读书人所艳羡，而且以崭新的商贸观念，从事“货物所交易”，为知识分子走出了一条新路。
记者 杨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