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中国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不可能只靠单向经济增长渠道即大进大出的对外贸易来维持;另一方面,依靠国内市场的扩容深化是实现经济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投资性需求的结构性优化,特别是进一步提升与民生领域密切相关的投资性需求,不仅仅是拉动内需稳定内循环之所需,更是进一步保持经济社会和谐稳定之所需。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底线思维、风险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所一再强调的,特别是那些甚至有可能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变化,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迈向第二个百年发展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更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历史警觉。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面临诸多新的风险挑战。国际上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与此同时,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面对新的风险挑战,如何化危为机、争取主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发展阶段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当然,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增加也有外需增长乏力的因素,可能只是相对的增加,尽管如此,亦可说明国内需求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同时,我们依据进出口依存度的变化,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经济已经事实上走上了依靠国内国际共同促进的路径。出口依存度是指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口依存度是指进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无论是出口依存度还是进口依存度都有一个加速上行的趋势。但在2006年之后急速回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2012年之后持续缓慢回落。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一方面,中国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不可能只靠单向经济增长渠道即大进大出的对外贸易来维持;另一方面,依靠国内市场的扩容深化是实现经济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原因。
因此,如何稳定国内需求,已成为紧迫课题。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性需求的结构性优化,特别是进一步提升与民生领域密切相关的投资性需求,不仅仅是拉动内需稳定内循环之所需,更是进一步保持经济社会和谐稳定之所需。就业是民生之本,保就业就是保需求保稳定。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巨大,在推进公共工程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就业教育培训亦应加大力度,而不应仅着眼于常态的急就章项目。
“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就是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科技领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领域风险是新发展阶段的重大风险之一。在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注重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
科技创新,金融是保障。缺乏资金的投入,基础研究也好,科技创新也罢,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防止资金空转甚至脱实向虚,是近年来决策层一再强调的重大问题。实事求是地说,房地产市场一直以来就是最大的吸金场所,“房住不炒”耳熟能详,各地落实的政策也是创新连连,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要让企业资金转向科技创新乃至基础研究,首先要限制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最新统计显示,随着全球各国增加开支以对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政府债务规模已飙升至二战以来最高。imf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已经升至全球gdp的128%,甚至超越了1946年的124%。发展中国家债务更是不容乐观。
鉴于此,我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可能会更加急迫。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六保”之一就是“保基层运转”,发出的信号可以说异常清晰。地方政府债务存量以及由此而来的债务风险,对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是一个潜在的重大风险点,其对我国金融体系、经济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巨大。而地方政府对债务的处理离不开土地财政的支持,离不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开发。因此,如何保持房地产市场合理健康发展,对于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正常运转极端重要。戒除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要下重拳,出狠招,在这方面我们要向一些发达国家学习,比如韩国的强力抑制多套住房政策。
国家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的竞争。制度的不断演进,是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的最有力保障。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我们需以壮士断腕之决心毅力,坚决破除各种思想藩篱和利益固化障碍,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波涛汹涌的世界经济大潮中,确保我国经济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杨英杰(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